《华杉讲透<孙子兵法>》(一)


五事,是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七计,是主孰有道、将孰有能、天地孰得、法令孰行、兵众孰强、士卒孰练、赏罚孰明。就是比较敌我双方的政治、天时
、地利、人才和法治。

将与法放在五事之末,是因为但凡举兵伐罪,庙堂之上,要先省察双方君主恩信之厚薄,他的人会不会为他死心塌地。然后度天时之逆顺,审地形之险易
。这三条都省察成熟了,然后拜将出征。兵一出境,法令就是大将的事了,所以是这个次序。

要在道上胜出,关键是抓政策、抓宣传、抓军队的思想工作,大家都愿意跟你作战。 行军,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,出现正确的兵力,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
将者,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 申包胥说:“不智,则不能知民之极,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。”了解自己的力量极限,衡量天下大势,谋计于庙堂,变通于战场,都要靠智。 “专任智则贼,遍施仁则懦,固守信则愚,恃勇力则暴,令过严则残。五者兼备,各适其用,方可为将帅。” “智能发谋,信能赏罚,仁能附众,勇能果断,严能立威。” 信,就是赏罚分明,每个人都非常清楚,犯什么错受什么刑,立什么功受什么赏。

心里装着对方的利益,并有能力让对方清楚这一点。

仁者,爱人悯物,知勤劳也。” “爱人悯物”,四个字很本质,要爱人,还要悯物。爱惜公物也是仁,用什么东西不爱惜,随意浪费,也是不仁。

仁,就是爱兵如子。吴起那个著名的故事:一个士兵脚上长疮

仁,就是爱兵如子。

勇,就是决谋合战,当机立断,勇往直前。

没有勇,一是决断不了;二是好不容易决定了,执行又不坚决,老想缩回来,最后真把自己缩没了。无论做什么事,要有牺牲精神,向死而生。虽然我们 的立意是先胜而后战,但世上从来没有百分百必胜之事,没有勇,就做不成事。

“严者,以威刑肃三军也。”

孙子的将道是“智信仁勇严”,曾国藩加了“廉明”二字。他说,士兵对将领是否足智多谋、能征善战没法要求。但是人人都盯着自己的利益,对将官在银钱上 是否干净,对下属保举提拔是否公平,就十分在意。你不贪钱,他就服你。所以“廉”就是账目公开透明。清廉服众,腐败的军队打不了仗。自己清正廉明 ,但对下属的小款小赏,又常常放宽,让大家时常得点好处,这就人人都服你,愿意跟你。 “明”,就是要把下属的表现一一看明。临阵之际,是谁冲锋陷 阵,是谁随后助势,是谁拼死阻击,又是谁见危先避,全部看明记清。在平时,每个人办事的勤惰虚实也逐细考核。这样奖惩就能及时准确恰当。

所以做领导的,不要只关注事,要关注人。不要事情办好了就万事大吉了,要对在办这事的过程中,你手下每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都非常清楚,并能作出 奖惩,你的事才能越办越好。

曾国藩说,以“廉明”二字为基础,“智信仁勇严”可以积累而得。没有“廉明”的基础,自己不能服众,赏罚又不准确,“智信仁勇严”也是空的。 法者,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
“曲制”是组织架构、部队编制、指挥系统。“官道”是人事制度。“主用”是物资管理和财务制度。 对以上五事,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,进行比较,比较七个方面,第一是“主孰有道”,哪一方的君主有道。

“赏罚孰明”。赏罚是个大学问。可以说赏罚决定战斗力。赏罚的关键,主要是两条,一是及时,二是恰当。 《司马法》说:“赏不逾时,欲民速得为善之利 也。罚不迁列,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。”这是讲赏罚要及时,做好事的利益,让他马上得到;做坏事的惩罚,让大家马上看到。如果不能及时,效果就要 大打折扣。 王子(《孙子兵法》早期注家)注说:“赏无度,则费而无恩;罚无度,则戮而无威。”这是讲赏罚要适度,滥赏无度,大家拿了还不感激你 ;滥罚无度呢,人人愤恨,你也没有威信。

兵家的思想,讲究一战而定。战争不是打过来打过去,而是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,一战而定。十年戍边,换一个大将,可能百战百胜、战功赫赫,但一将 功成万骨枯,他退休了,什么问题也没解决,换一个大将来接着打。李牧十年不战,憋到时候打一仗,就解决了问题。

做任何事都是这个道理,不该动作时什么也不做,做一次就解决问题。多少事,都误在频频动作。为什么频频动作,无非是一种焦虑情绪。 领导者要自己负决策责任。事情搞糟了,怪谁出的主意,那是“庸人之恒情也”,庸人都这样。 一次把事情做对,一定搞定,不返工,就是最高效率。看来做任何事的道理都一样。 有两种感情可以让人忘记生命危险,一是愤怒,怒气上来,就什么也不顾;二是贪婪,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。 孙子的思想,做任何事之前,一是先考虑风险,二是考虑代价,第三才考虑利益。 姜太公说:“国不可从外治,军不可从中御。”国内的事归主君管,不可以从国外处理;军中的事归将军管,不能由国君遥控。 皇上可以不懂军事,将军不能不懂政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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